土著团结党一方面在联邦层面通过签署信任供给协议（CSA）支持安华领导的政府，另一方面却在马六甲州选继续对垒希盟。
政治分析员莫哈末哈菲斯指出，这种做法反映了土团党试图在联邦层面的合作与州级层面的政治利益及生存之间取得平衡，包括决定以自身旗帜出战8个州议席。
理性选择下的两面下注
哈菲斯表示，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为土团党在政党关系变化的过程中，试图扩大政治空间并增强谈判筹码。
他向《阳光日报》指出，这种策略背后涉及更根本的问题，即原则的一致性、领导层的公信力，以及土团党维持选民信任的能力。
他解释，信任供给协议允许土团党在行政稳定、2027年财政预算案、制度改革以及国会选区发展拨款等特定事项上与政府合作，而不必加入希盟。不过，土团党需要向公众解释，为何在国会支持安华政府的同时，却在州选中继续与希盟竞争。
他认为，在民主实践中，划分制度合作与选举竞争或许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如果没有一致的解释，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对党政治身份和立场的混淆。
8个议席的选战盘算
谈及土团党在马六甲选择的8个议席，哈菲斯分析，其中4个议席是国阵在2021年州选赢得的，即林鲁、班底昆罗、吉里望以及彭加兰峇株。
另外两个选区双溪乌浪和望万此前由国盟赢得，而爱极乐则由希盟守住。
他指出，这一出战模式表明，土团党不仅试图维持与希盟的对立，还在努力巩固此前支持国盟的选民基础。
他提到，国阵与伊斯兰党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使得马六甲的角逐更具意义，因为过去两大阵营的支持者如今面临着不同的政党选择和政治联盟。
针对选票走向，哈菲斯认为，2021年对国盟的支持未必完全源于土团党本身的实力，也可能受到伊党、慕尤丁的领导力，或是选民渴望替代国阵和希盟等因素的影响。
这在国阵此前以微弱优势胜出的3个边缘选区——牙力、吉里望和彭加兰峇株尤为关键，这3个选区当时的多数票分别仅为559张、876张和131张。
他指出，在历史上多数票微小的竞争中，几百名选民的立场转变就可能影响最终结果。但他强调，假设此前国盟的所有选票会在国阵与伊党合作后自动转移给国阵是不切实际的。
从选民行为的角度来看，选票不会随着政党领袖之间的协议而机械式地转移。
他解释，选民在做出选择前，还会综合考量政党身份、候选人的接受度、地方课题、经济利益以及政府的表现。因此，土团党的参选可能会影响国阵、希盟及其他政党之间的选票分布，具体取决于每个选区的投票模式。
爱极乐之战的多重含义
谈及土团党出战希盟行动党上届以5624张多数票大胜的爱极乐州席，他表示这一举动为该党的政治策略增添了不同维度。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旨在证明在联邦层面的协议合作并不意味着土团党结束了与希盟的竞争，同时也可能是为了在城市地区建立政治影响力，并测试选民对该党身份的接受度。
不过，哈菲斯强调，土团党参选爱极乐并不意味着这场竞争只是象征性的，或意在掩盖与希盟的某种政治默契。同样地，信任供给协议的存在，也未必能证明两党之间在议席分配上存在非正式协议。
森州教训与选后方向
回顾土团党在8月1日森美兰州选中的表现，哈菲斯指出，尽管该党以自身旗帜出战了36个州议席中的24个，但最终颗粒无收，甚至输掉了此前赢得的拉务州席。
他表示，这一结果凸显了土团党在脱离此前作为政治实力来源的联盟独自参选时所面临的挑战。这也引发了疑问：土团党获得的支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组织实力、联盟伙伴的网络，或是其全国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
他认为，一个政党可能在全国层面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如果没有获得地方社会接受的候选人、有组织的基层机制以及与选民的持续互动，这种影响力未必能转化为选区层面的胜利。
“因此，土团党在马六甲仅出战8席，相比之下在森美兰出战24席，可以被解读为该党在选区选择和资源分配策略上可能做出的调整。”
针对土团党在第16届全国大选前的方向，哈菲斯指出，在议会民主制中，合作与竞争可以并行不悖。然而，务实的举措需要伴随着一致的解释，以维持选民的信任。
他警告，如果一个政党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改变立场，选民可能很难判断其行动是由政策利益驱动，还是基于组织生存的考量。
不过他补充道，现在断定土团党已经选择了新的政治结盟还为时尚早，因为信任供给协议可能仅仅代表有限的制度合作，而其出战马六甲的决定则表明该党仍在维护自身的自主性。
“土团党真正的政治方向，只有在选举后通过其官方决策和政治行动才能做出更清晰的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