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中共21大未必会出现一位公认的习近平接班人。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政治评论员邓聿文8日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更可能的做法，是让1967年至1975年前后出生的一批官员轮调关键岗位，形成一个“候选池”。
他判断，这些官员将被安排到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地，测试忠诚度、危机处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反对从单一升迁推断接班人
邓聿文分析近期中国省级人事调整时强调，不宜从单一升迁就推断谁是接班人。
9月，1972年出生的朱忠明出任上海代理市长，一度被外界视为培养信号。但随后，1965年出生的李乐成、周祖翼分别掌管安徽和河南，1967年出生的赵龙升任福建省委书记，显示名单远未停止。
他的核心判断是，21大前未必出现公认接班人。如果习近平计划执政至约2037年，现在就指定一人，只会提前形成第二权力中心。
习近平面临接班悖论
文章指出，习近平面临接班悖论：过于服从的人，可能无力应对经济放缓、社会压力、科技竞争、台海风险，以及庞大的党国机器；能力与独立性过强的人，上台后却未必继续遵循前任意志。
尽管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接班人，即便到明年年底21大之前也不太可能出现，但五中全会前夕省级官员的密集改组，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
世代转变已现端倪
邓聿文称，这揭示了一个明显的世代转变。省级党委书记职位越来越多由1964年至1969年出生的官员担任，省长职位则向1970年代出生的官员开放。
候选人名单正在逐步形成，但真正的问题是，习近平希望什么样的人接替他？
接班人需要考虑的额外标准
习近平对官员的整体标准众所周知：政治素质至上，干部必须忠诚、廉洁、勇于担当，同时具备专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但选择总书记，还需要考虑一些额外因素。
首先是政治上可靠。可靠并非仅仅意味着与习近平私交甚好，而是习近平必须相信，此人一旦掌权，不会背弃他的政治遗产。
其次是政治可预测性。今天服从习近平的官员，一旦成为总书记，行为方式可能截然不同。最高权力会改变政治行为，习近平比大多数人更明白这一点。
第三是治理能力。203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将不再仅仅面对GDP增长的挑战，还要应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与美国长期的技术和地缘政治竞争、涉及台湾的潜在军事和安全风险，以及一个拥有超过1亿中共党员、庞大官僚机构、错综复杂地区利益和庞大国有经济的党国体制。
邓聿文认为，习近平现阶段更有可能不选择一人，而是建立一个潜在的“候选池”。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1967年至1975年出生的官员似乎是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如果习近平在2037年左右交出权力，他们的年龄将在65岁至70岁之间。
